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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好像真的恢复了正常。德米特里的伤好了，绷带拆了，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疤。安娜不再半夜惊醒，不再做噩梦。她每天早起给他做早餐，煎蛋、香肠、红茶，摆得整整齐齐。白天她熨衣服、擦桌子、学着做各种菜。晚上他回来，她端上热汤，坐在旁边陪他吃。她话不多，但也不再缩着了。有时候他会跟她讲几句厂里的事，她听着，点点头。那枚蓝宝石戒指在她手上安安稳稳地待着，她习惯了它的分量。
可她心里还有一根刺。
她没跟德米特里提过谢尔盖。一次都没有。但她偶尔会想起他。想起科利亚说的话，西伯利亚，零下四十度，手都冻裂。想起谢尔盖那双沾着机油的手。她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有没有收到她的信——她没写过信，不知道该寄到哪里。有没有人给他寄东西。他是不是还在等她。
她忍了几天，终于没忍住。
那天德米特里出门上班之后，她换了件不起眼的裙子，把戒指摘下来放进抽屉里，出了门。坐七路电车到底，走到工厂门口。门卫老大爷还是那个，看了她一眼，没拦。她走进车间，机器还在轰鸣，空气里还是那股机油味。她找到科利亚，把他拉到一边。
“谢尔盖有消息吗？”她问。
科利亚搓了搓手，面露难色。
“没有。还是没信。我们往西伯利亚那边写过两回信，都没回音。那边厂里说他在，但具体情况不清楚。”
安娜咬了咬嘴唇。
“能……能找人把他调回来吗？”她小声说，“他在那边太苦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找工会？找厂里领导？”
科利亚看了她一眼。他的眼神有点复杂，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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