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，六月的马德里阳光像融化的黄金，缓慢地淌过萨拉曼卡区的每一块石板路。
安娜的朋友玛丽亚——那个离了婚分到一大笔财产、在电话里说：“就我们俩，不带孩子不带老公，七天，西班牙。你在家当了多少年好妈妈了？该出来了。”
安娜看了一眼客厅里正在拼乐高的瓦洛佳，八岁的小男孩头也不抬。妮娜在英国寄宿学校，学期还没结束。德米特里在书房开会，声音透过门缝嗡嗡地传出来。
“好。”安娜说。
她收了几件亚麻连衣裙，一双平底鞋，一顶草帽。
马德里的第一天，卡佳订了丽兹酒店。安娜穿着一条奶油色的亚麻裙从旋转门走进去，大堂里有人在弹竖琴。她们坐在镶金边的镜子前喝酒，橄榄和薯片装在水晶碗里。
“你看那个，”卡佳用下巴点了点酒吧角落，“那个男的，从你进来就一直在看。”
安娜没回头。她只是把酒杯端起来，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，阳光透过水珠折出一道虹彩落在她手指上。她这些年和德米特里在一起，身上有一种和德米特里一样的，不在乎别人的松弛。
玛丽亚笑了一声，低声说：“很帅的，你连看都不看。”
“没什么好看的。”安娜喝了一口酒，冰块碰出清脆的声响。
但第二天在普拉多美术馆，她还是看见了。一个西班牙男人站在委拉斯开兹的画前，黑色衬衫袖口挽到小臂，手腕上什么也没戴。他看画，然后看她。安娜站在《宫娥》面前，阳光斜落，她微微仰着头，脖颈拉出一道柔和的弧线。那个男人走过来，用带口音的英语问她是不是喜欢委拉斯开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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