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之后，德米特里·莫罗佐夫开始频繁地和安娜见面。有时是派人接她去他的办公室，说是有谢尔盖的工作情况要谈；有时是直接去印刷厂门口等她，让司机把车停在对街，他坐在后座，隔着车窗看她走出来，然后降下车窗，冲她点点头。她每次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，走过去，上车。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每次都过去。也许是因为妈妈的话。女人要听男人的话。德米特里是男人，是这个城市里说话最算数的男人之一。
与此同时，谢尔盖在厂里的日子变了。他被调去第二车间，活越来越多，报表越堆越高。以前五点下班，现在要干到九点，有时十点。值班宿舍的灯总是亮到半夜。他瘦了，眼底有了青。但他跟安娜说，没关系，这是领导重视，干好了能提干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握着她的手，掌心是热的，粗糙的，带着机油味。
安娜看着他，什么也没说。她不敢说。
她越来越怕。怕那辆黑色伏尔加，怕电话铃响，怕有人敲她家的门。她怕德米特里看她的眼神，那种目光像一只手，隔着空气摸过来。每次从他那里回来，她都要在水龙头底下冲很久的手，冲得手背发红。
她跟谢尔盖说，我们结婚吧，早点结，别等到秋天了。
谢尔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笑得耳朵尖都红了。他说好，他说他早就想了，就是怕她嫌太仓促。他说他这就去跟车间主任请假，去登记处递材料。
第二天中午，谢尔盖在车间办公室跟组长说请假的事。他说得很小声，但脸上是藏不住的笑。组长是个老好人，拍着他肩膀说恭喜。谢尔盖出来的时候，迎面撞上了德米特里的助理。助理手里拿着一摞文件，看见他，脚步顿了一下。
“谢尔盖同志，这么高兴？”
谢尔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说没什么，就是要去登记结婚了，早点办。
助理笑了笑，说恭喜，然后上楼去了。
当天下午，助理把这件事原原本本报告给了德米特里·莫罗佐夫。他站在办公桌前，说谢尔盖·尼古拉耶夫今天中午在车间里说，要和安娜·帕夫洛夫娜提前结婚，这两天就去登记处递材料。
德米特里正在看一份文件。他听完，没有抬头，只是把手里那支钢笔在指间转了一圈。然后他慢慢地笑了。那笑容很淡，像冬天窗玻璃上呵出的一口气，很快就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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